柳振师

2001年10月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我来到地区文化艺术中心工作。半年之前的我，在阿克苏从事过装卸工、清洁工，兼职过保安。

有单位真好。每天清晨一睁眼，首先想到的是单位，每日里提及最多的字眼也是单位。当时，我的户口落在单位的门牌号上。同事开玩笑说，我是阿克苏最“富有”的人，仿佛整个文化艺术中心都是属于我的。

能够进入地区文化艺术中心工作，除了感谢朋友的推荐外，我还要感念在部队当过放映员的经历。由于我住的地方距离单位较远，每天需要骑着自行车往返二十多公里路程，同事就利用午休时间帮我焊接一张床，搁在地下室的总机转换室里，还放置了一桌一椅。

我有些忐忑，担心不符合单位规定。同事安慰我，这是领导同意的，连桌椅都是领导准备的，知道我喜欢写作，特意搬来给我用。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刹那间，一股暖流遍布全身。

在单位工作的20年里，有6年多的时间我都是住在单位的。离开地下室，我的下一个住处是三楼放映室一个不规则的空间，那是通道的出口，在电梯的拐角，恰好可以搁置一张床。

我躺在三楼这张不大的床上开始做梦，关于生活的、爱情的、文学的梦。这一处面积不足18平方米的空间，却能让我思绪万千，有欢乐的、有悲伤的，欢乐和悲伤交织在一起，让我的思绪犹如脱缰的野马，一刻不能消停。又仿佛是谁在召唤着，让我不停地写呀写，将那些过往的事情、过往的情感记录下来，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
我长期住在单位的事，惹得一些人不快。当新一任领导上任后，有人将这件事汇报上去。领导了解了始末后，在大会上这样说：“在这么一栋大楼里，有一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守着。有些人只看到这个人用了单位的水和电，却没有发现这个人对这栋楼的贡献，每天夜里，是这个人楼上楼下地跑着，关灯、检查水龙头……”他没有点名地向大家说了我所做的一切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而我觉得肩上有了一份重担，每天下班及时关灯、关水龙头成了我的责任和义务。

新领导没有架子，他时常走进这处属于我的空间里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拿起桌上一沓我写的长篇手稿翻看，看完几页抬头说：“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写短篇，写长篇，你还不具备驾驭的能力。”我点头应诺。此后，他每每在外就餐，总会给我打包一些吃食送来，如果我不在，他就把吃食挂在门把手上。

我停下长篇写作，开始写短篇，几篇散文陆续刊登在《阿克苏广播电视报》上。他读到后，把其中一篇散文《三张羊皮》的细节当着我的面或别人的面复述出来，尤其是文中的陈皮匠，他说，写得很有特点，让他一下就记住了这个人物。他的肯定成为我坚持写作的动力。在我的心里，他既是我的领导，又是我的兄长。

后来，单位人事再次变更，新上任的是一位女领导。数字电影的上马，加之人员编制的落实，人心定了，心就齐了，大家拧成一股绳，劲往一处使地开展各项工作，单位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。而我，由一名放映员被任命为电影经营科科长，有幸被派往上海参加全国影院经理培训班，使我深知营销策划在电影市场的竞争中是何等的重要。

我带领团队走出去搞“百家联盟”，让不同行业、不同场所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地开展资源共享，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、QQ群、网站等网络资源，彻底解决宣传经费欠缺的问题，使营销策划的宣传力度大大提升。四年来，我吃饭说的是电影，甚至晚上做梦也是与电影有关的事情。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上中层领导岗位，我感觉自己像一条纽带，既要照顾老同事、老班长的情绪，又要落实好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得了焦虑症。我意识到是该放下的时候了，便辞去电影经营科科长的职务，做回一名普通的放映员。

即使我有了新的宽敞的居住之地，这处有限的空间依然是属于我的。我哭过、笑过、醉过、疯过，它一直默默地替我保守着秘密。只要踏进这处空间，我的心立马会静下来，看书、写字、练书法，散文集《我的阿克苏》就出自这处有限的空间里。

2016年3月，我去了一个叫木日开旦木村的村庄参加“访惠聚”驻村工作，我把在村里睡觉的床亲切地称为“革命的床”。这一年，是我与这处空间和这张小床分离最久的一次。

2021年3月，我因工作调整不再是放映员了，但三楼的这处空间依然是我的念想。床还在那里，我的梦还没有结束，我心里的牵挂一直存在。

单位有我一张床，我就有了依靠和念想，我就会踏实地做梦、过日子。